时隔多年,赵国峰依然惦念着自己的“植物调节剂”。这种用来让农作物增产的营养液,是他在大学任教时的一项职务发明,因为没有寻觅到合适的买家,一直被搁置在实验室里。
在南开大学化学院当老师的时候,这种发明赵国峰手里还有很多。遗憾的是,这些发明成果最终都未能走出实验室进入市场。
迄今为止,在我国,科学技术人员总数已达3000万,从事科技研发的人员也有106万人,分列世界第一、第二。每年至少有3万项科技成果问世,7万项专利成果诞生。
但令人遗憾的是,我们国家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仅有10%,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。这等于说,我们用了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换来的研发成果,有90%的科研成果或被“冻在冰箱里”、或被“锁在实验室”。
为了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,去年修订的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规定:“对于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,其获得奖励和报酬的比例不低于50%,自行或与他人合作实施的获得盈利不低于5%的比例。”
但是,这部法律实施3个多月了,科研人员却并没什么感觉。科技成果与市场匹配不顺畅、前期对接不到项目……仍旧是科研人员最大的困惑。
因为科技成果转化难,赵国峰比他的发明先走出了实验室。1998年,他选择在化学领域创业,如今已经是天津一家日化产品公司的董事长。教授出身的他并没有丢下老本行,仍然喜欢泡在公司的实验室,不同的是,现在他的发明都能应用到生产中。
赵国峰发现,在企业做研发更有明确的目的性,项目的出发点是实现用户需求。过去在实验室往往止步于实验阶段,很难更精细,而“半截子”成果又打动不了企业。
尽管创业多年,但赵国峰还是学校的教授。企业与学校之间一直有科研合作,但赵国峰并没有从学校获取过专利技术,除了担心发明成果的权属“掰扯不清”外,在他看来,学校的许多科研项目往往不具备应用价值,而企业的科研人员更懂得市场需求。
“因为高校的科研项目不够成熟,高校最多造一个样机,但是样机还要转化成产品,产品还要转化成商品。把样品转化成产品这块,高校是没能力的。”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燕刚说。
近期,刘燕刚调研时发现,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修订后,需要匹配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。在法律实施细则需要配套时,不可以忽视一个前提,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项目须向市场贴近。
“过去的项目是科技部等部门牵头,科研人员未必来自产业界,可能不了解市场。今后应当以市场为主,科研人员不能闭门造车,须知道市场要说明。”刘燕刚指出,一是实验室里的项目与市场需求“水土不服”,二是学校单一评价体制束缚了老师的积极性。
在高校任职期间,赵国峰经历过一段“两头受气”的日子。“有专利没用,不如多发些SCI文章。”赵国峰回忆,当初的发明都偏向产业应用,在评职称时受了影响。学校的评价标准更看重论文,专利再好但论文的影响力不够也会影响职称评选。
“学校对老师的考核还是以教学和科研为主导的。”北京一所高校的管理人士和记者说,这也是造成国家目前科研成果很多,但真正有实用价值的却很少的原因。
另一方面,脱离实际需求的科研发明也不受企业青睐。“真成果市场自然会有需求,会有很多资金追着跑;如果只是老师自己闭门造车造出来的东西,那它到市场肯定会有问题。科技成果进不了市场,就是一个伪成果。”
天津一所重点大学的有关人士也有相同感触,他和记者说,需求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够提升转化效率。可以通过合作或者委托研发合同方式来进行科研成果转化,比如现在很多高校都已经建立了研究院,与地方政府合作,进行产学研模式的探索。
因为当前的科研项目大多数是计划型的,立项时不需要仔细考虑能不能转化成生产力。而做项目的科研人员也很少具备市场头脑,企业很难参与项目决策,这是科研项目和市场匹配程度低的最终的原因。